来源：凤凰网
引言：近日，一张图片突然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内容为“我坚持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买孩子的判无期，偷孩子判死刑。不求点赞，只求扩散。”不到一天时间该图片已经刷爆了公众媒体平台，成为了现象级话题。兰台君首先理解为人父母者对人贩子的痛恨，但理智地说，把人贩子一律判死刑，真能起到打击拐卖犯罪的作用吗？
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的一张图，内容为呼吁对人贩子一律死刑。
用严刑峻法打击犯罪的思想，我国很早就有了。比如春秋时期，法家一派的思想家们就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这个思想后来也不乏实践者，比较有名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自幼饱尝各种欺压盘剥，对贪官污吏极为痛恨。自其登基后，为反腐设置了各种严刑峻法。例如，明朝明文规定，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为了震摄贪污，还设置了诸如挑筋、断指、削膝盖、断手臂等各种项目，甚至还推出“剥皮实草”的酷刑，即把那些被判死罪的贪官污吏拉去剥皮，然后在人皮中塞上稻草石灰，做成“臭皮囊”，挂在贪官曾任职的公座之旁，用以警告后来的官员。
在这种严酷刑罚下，明初贪官如割韭菜一般一茬一茬倒地，直杀的政府机关无人办公，只能让案犯戴上镣铐回衙上班。但就是这样，贪官也还是先赴后继。直到洪武18年，明朝还出了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牵出各地官员，有几万人被杀。朱元璋在这一年不禁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犯罪人会因为严刑峻法的震摄而不敢犯罪吗？
其实，想达到这个效果，需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潜在犯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第二，确信刑罚是犯罪不可能避免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犯罪人考虑的因素极少数是从刑罚的轻重考虑，绝大多数犯罪行为人顾虑的是被捕风险，所以列宁说“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看惩戒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
我们反过来看前面朱元璋反腐这个案例。之所以在那么严酷的刑罚下，依然“朝杀而暮犯”，就是因为大多数官员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罪行会败露。我们再看今天国人皆曰可杀的人贩子，2012年，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18532件，而这一年破获拐卖儿童案件仅为3152件，高发案率和低破案率，当然无法令人贩子确信所犯罪行必受刑罚，这才是促使他们敢于犯法乱纪的关键因素，而并不是因为刑罚不够严厉。
再者，将人贩子一刀切死刑，也会使得各种犯罪类型所受惩罚的强度拉近，导致价值不分的负面效应，形成法律保护界限的混乱。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西汉时期，有人偷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廷尉张释之依照相关法律，奏请汉文帝判处罪犯斩首。文帝大怒，认为应当诛其九族。张释之是这么回答的：“依照法律，斩首已是最高处罚了。盗窃宗庙器物就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指挖了你祖坟——编者按），又该如何处罚？”文帝最终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尚未达到灭族程度的罪行就要灭族，那么真的有人犯了灭族的罪行，也如此判处，对于前者就是一种不公平，对后者则是一种变相的纵容。类似的观点，意大利古典刑事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也表达过，他说：“刑罚终究超越不了人类器官和感觉的限度。一旦达到这个极点，对于更有害和更凶残的犯罪，人们就找不出更重的刑罚以作为相应的预防手段。”
回到拐卖儿童这个话题，我们知道，拐卖犯罪情节也是有轻重之分的，比如人贩子里面，有的人会在拐卖过程中虐待孩子，但也有善待孩子的，如果一刀切都判处死刑，那么法律又怎么体现出对善待孩子行为的认可，和对虐待孩子行为的从重处罚？这只能使得人贩子在犯罪过程中均选择最没有底线、但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最后，正如部分人所担忧的，一旦“一刀切”死刑实施，那么人贩子很可能铤而走险，变成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从而给被拐儿童带来更大的伤害。用贝卡利亚的话说，“严峻的刑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著名的先例，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在秦代，陈胜吴广二人被派去戍边，恰巧遇到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误期，按照秦朝法令都要斩首。陈胜、吴广于是一起商量说：“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可以吗？”——本来不至于起义，就因为起义和逃跑的成本是一样的，导致二人都选择了铤而走险。
其实，犯罪现象的产生，与刑罚是否严厉没有必然联系。西方社会学家凯特勒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法国犯罪统计中，犯罪率与犯罪人被逮捕、监禁和绞死的比率每年都是相当稳定的，犯罪的规律性与贫穷、年龄、性别、气候、职业、教育等社会、自然因素有关，因而得出了“社会制造犯罪、犯罪人仅仅是社会制造犯罪的工具”的论断。
说白了，犯罪是由各种社会条件的合力造成的，刑罚可以对犯罪起到震摄作用，但刑罚不能治本，“一刀切”的死刑更不可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是消除犯罪土壤。今天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要求对人贩子一律死刑，满足的只是解恨情绪。真正的办法，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或政策，以及一切可以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消除产生犯罪行为的温床。借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