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以德治国” 董仲舒确立“德主刑辅”

　　周代已经开始出现德刑关系的发展，即“明德慎罚”。周创造了“以德配天”，宣扬天子权力是由“天”所赐，只有以德治民，慎用刑罚，才能赢得天命，长久维系统治。“德”的概念在周广为传播，这表明周将夏商延续下来严刑酷法中注入了“德”的因素，为后世“德主刑辅”的提出和完善提供了准备。

　　春秋末期，孔子主张“以德治国”，《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主要提倡以礼治国，寓法于礼；注重维护伦理纲常和等级特权；倡导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战国初、中期，诸侯混战，政权更迭，各诸侯国为巩固政权，增强国力，纷纷变法，用法治国。战国后期，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被明确提出，封建法律思想由此形成和发展。由于秦朝是采用法家的思想、历经商鞅变法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封建王朝，法家的思想在秦朝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德主刑辅思想一度崩溃。直到汉代以后，德主刑辅思想才又复苏、发展并得以最终确立。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天下，汉初统治者在提倡黄老学说的同时，兼采儒、法各家思想，将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逐渐发展为“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在使秦朝的法家思想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及以后的儒家法律思想统治中发挥了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儒家当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兴教化，抑豪强，贵德贱刑，官不与民争利，养士办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三纲五常被确立为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原则，董仲舒在继承和发展儒家德刑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主张“大德小刑”、“前德后刑”，其重德轻刑的思想倾向显而易见。

　　董仲舒把“天”论作为德主刑辅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王者法天”，而“天道”即重德轻刑，还指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进而提出“贵阳贱阴”、“近阳远阴”、“前德后刑”、“大德小刑”、“务德不务刑”、“任德而不任刑”等观点，主张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应该采用贵德贱刑、先德后刑、近德远刑的治国方法，实施以德教为主、以刑杀为辅的施政方针。他认为，教化可以使百姓自觉遵守封建礼仪制度，出现“不令而行，不禁而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的局面，但只用德教而不施刑罚，也不能很好地巩固统治秩序，只有在进行德教的基础上辅之以刑罚，才是治理国家的理想状态。

　　唐朝统治者在法律中渗透了大量的礼教的精神内容，即唐代不少的法律是根据礼义制定的。特别是《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古代文献中将法和礼的关系体现得最为完整而又较早的典型之作。作为古代法典的代表，它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它不仅是以经立法的结晶，也是整个法律儒家化的浓缩和再现。至此，“德主刑辅”已然完全法典化。这种思路也一直为后世明清等所继承。

　　儒家化法律虽能实现刚柔并济 但仍以人治为本

　　儒家化的法律实现了刚柔相济，比如汉代统治者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实施轻刑薄罚的政策，减肉刑，赦天下。抵制重刑贱民、缓和阶级矛盾。德主刑辅的刑辅在汉代重在减轻刑责。从这个角度考虑，习总提倡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在强调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之外，如果能朝着在健全法律体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减轻刑责的方向发展，则善莫大焉了。

　　法与道德的作用不同，“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贵绝恶于未萌。”如梁启超所说“可谓博深切明，法禁已然，臂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臂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法能治标，而礼德却能治本，德、法结合，就能标本兼治。法是“恃政治之才发动功用”，道德却是“专恃社会制裁发动功用”。是否遵守道德，尽可能随人自由，但道德既炒社会公认，不遵守道德不要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既便是“有势位之人”，亦终被摈弃。道德修养对于执法与刑法都至关重要。

　　但是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 “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在提倡德主刑辅，强调德主刑辅的同时，必须以现代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避免舍本逐末，以德治代替法治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