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晚报

　  韩非子非常迷信言谈，他特地收编了很多通过诡辩术实现游说目的的故事，其中最为惊险的，要算通过言谈决人生死。其中，“不死之药”算是经典之一。

　　话说有个人向楚王报告，说要进献不死之药。当进献者捧着药进来时，一名在宫廷工作的官员问：“你的药可以吃吗？”进献者答道：“当然可以。”这名宫廷官员马上夺过来放进嘴里。

　　楚王听说献给自己的不死之药竟然被人吃了，非常生气，派人去杀他。这名官员托人劝谏楚王道：“我问过进献的人，他说可以吃，我才吃的。我没有什么罪过，有罪的是进献的人。况且这个人进献不死之药，我吃了却被大王您杀掉，说明这是‘死药’，是进献的人欺骗了大王。现在要杀我，岂不是杀一个无罪的大臣，来表明有人欺骗了大王吗？还是放了我吧。”

　　韩非子在故事结尾写道：“王乃不杀。”

　　韩非子编这个故事时，想必非常得意，但是这个故事不合情理之处也很明显。

　　这名宫廷官员的动机，是为了揭穿“不死之药”的骗局，但是又不敢犯颜直谏，于是迂回游说。故事到这里，没有多大破绽。但接下来，他所设计的情节便很成问题了。

　　首先，“不死之药”的“定义权”并没有厘清由谁掌握。在通篇故事中，预设定义权在这名宫廷官员手里。这是一厢情愿。如果是由进献者掌握，他满可以说治不了人为伤害比如斩首，那么宫廷官员便死定了。

　　其次，楚王的性情如何，是最大变数。他会不会听你辩解？会不会网开一面？为何这名宫廷官员如此笃定？这名宫廷官员只能再赌一把。

　　再次，这名宫廷官员最大的胜算，是玩弄“可以”一词在前后语境中的差异。玩弄成功，一举拆穿骗子把戏；玩弄失败，很可能被砍头。而诡辩术要玩成功，必须是对手不够聪明。这又是一个赌博。

　　因此，这名宫廷官员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赌一把和诡辩术的娴熟运用上，成功的机会其实是蛮小的。但很奇怪，这个故事在很多读物中被人反复提起，且津津乐道，被当成机智反击迷信思想的典型样本，而其中步步惊心却少有人看到。

　　进一步言，这个故事的所有逻辑起点，在于楚王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予夺。这个起点成为韩非子构筑全部故事情节的基础。这名宫廷官员为何不敢直陈“不死之药”的荒唐，而要转弯抹角设计情节，无非是怕楚王一不高兴就杀人；他冒着被杀的风险，阻止了对不死之药的迷信，最大的奖赏无非是“王乃不杀”。也就是说，在韩非子的精神际遇里，要想办点正经事，处处皆有杀头风险。

　　这既是法家人物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最大缺陷。法家相信只有法律才能富国强兵，但是当楚王这样的统治者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法律的真实地位，与诡辩术差之不多，法律可以变成诡辩，诡辩可以变通法律。即便富国强兵，也不过昙花一现。

　　事实上，在中国深厚的法家传统里，法律对众多人来说，不过是工具而已。法律之上，还有楚王这样的人，法律因此不被信仰。而法家之卑微，就是时时替楚王们着想：统治臣民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律，其他什么仁政爱民，都没有法律效率高。

　　传统是强大的。直到今天，一些地方仍然有人自以为可以雄踞于法律之上，并通过诡辩术，说这是在行“法治”。这颇能迷惑人。只有变“王乃不杀”式随意为敬畏法律、以法律为准绳，法治社会才有望实现。 (任大刚）